kaiyun欧洲杯app(体育)官方网站
打造摩登城市与中国的国际化
──“中华国际工程学会”在上海，1901-1941
【下】
吴翎君
尽管1930年代以后中国本土工程师学会兴起，但“中华国际工程学会”延续一战以后工程界的国际合作精神，强调文化包容与工程专业，而各国利益交错的上海更加需要实践这种和平的文化国际主义。上海租界的特殊历史背景，也使得这一国际工程师群体在创建之初抱持将上海打造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使其向中国其他口岸展示西方先进工程的橱窗及示范作用，并很早就注意到培育中国本土技职工人以维持现代化城市的施工质量。
三、工程界的国际合作——兼论与“中美工程师协会”的关系
一次大战如火如茶开打之际，还是中立国家的美国召集了第一届国际工程师大会(First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gress)。1915年9月20-25日在旧金山由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等机构所主办，为热烈庆祝由国际各国工程师所通力合作的举世伟大工程——巴拿巴运河的通航而召开。尽管一战期间协约国和轴心国家集团激烈交战，但也如同入江昭（Akira Iriye）指出的大战期间一些知识菁英仍致力于文化和教育上的合作，期望从教育、文化和艺术展演等方面kaiyun欧洲杯app(体育)官方网站，取代国际政治和军备的竞争。一次大战所带来的大毁灭和大破坏，更促使一些工程师反省科技力量与军事战争结合后引发的负面作用；因而一次大战后盛行的“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风潮也反映在各国的工程界，工程师肩负人类和平福址的任务成为一种理想主张。
哈佛大学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
1921年2月美国工程师Ernest P. Goodrich撰有《国际主义在工程界》(Internationalism in Engineering)一文最能代表欧战后工程师群体对科技文明所带来的战争破坏的焦虑感，寄盼各国工程师对战后各国的迅速重建肩负着更大的责任感，期以跨国合作来减缓军国主义的复苏。更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中美工程师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于北京成立，该组织为中美两国在华工程师所组成，从创建之初受到中美两国政府的支持，荣誉会员含括北京政府交通部官员和美国驻华公使，而其主要会员则投身于中国的公共工程建设，如铁路、公路、水利、矿务和电报等，亦有少数大学教授参与。与“中华国际工程学会”由英国人所主导大不相同的是“中美工程师学会”有一半的重要成员为留美归国学人。“中美工程师协会”堪称一次大战后中美两国工程师精英的跨国合作，其合作者主要是北京政府交通部，而“中华国际工程学会”的合作者则是上海工部局。两个学会一北一南，在一次大战后均大力倡导国际合作，彼此转载文章或交换图书，工程师之间颇多交流，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John. A. Ely 担任“中华国际工程学会”主席(1933-1936)之后，转任“中美工程师协会”主席（1938-1940）就是其中一例。
《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整理汇编，上海图书馆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工程：中国工程学会会刊》整理汇编，上海图书馆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前述詹天佑创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1913年创）和1918年由美东工程界留学生所筹组的“中国工程学会”，这两会于1931年于南京举行合并联合年会，通过合并案更名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本土的工程师学会在1930年代以后声势愈来愈壮大，1931年的普通会员有2,169人，1936年有3,069人，1940年有3,290人（另加上26个团体会员）。“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壮大的同时，并且以国家代表队的身分参与各种国际的工程学会议，例如1931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世界动力协会会议”和1936年在华盛顿举行第三次“世界动力协会会议”和第二次“世界巨坝会议”。“中国工程师学会”积极派员参加各种国际工程大会，而南京政府也赞助了不少经费，此一结果大大提升了华人工程师对于中国本土工程学会的身分认同。诚如学者所指出1928-37是中国迈向“工程国家”或“技术官僚治国”的诞生阶段，中国开始由一批技术专家来规划中国的基础建设，并寻求国际联盟技术专家的合作，积极推动全国大型建设和公共工程，逐步完成国家基础建设的蓝图。南京政府积极与国际联盟的技术合作，国外技术团体的人脉和资源被有效整合到中央政府内部，并且大力奖掖“中国工程师学会”以国家名义参与各国举办之国际工程盛会。以上这些因素均使得“中美工程师协会”的组织动员力和活力不如创刊之初。“中美工程师协会”的会员人数快速下降，从1931年的163人，降到1938年只有138人，刊物也在1935年改为半年刊。然而，工程师学会本土化的结果，对于原本以上海为主要根据地，吸纳不同国籍的“中华国际工程学会”并未造成影响，其会员数稳定增加，在1935年以后250人，1936年更打破300人之谱。
中国工程学会会刊
“中华国际工程学会”成立初期以英国工程师为主导，主席致词多是以上海工部局的公共设施、电力和中国铁路的开发等工程实务作为引言，其后此一组织逐渐转换为一个具不同国籍工程师所参与的小国际社会在上海。1927年主席H. Chatley开始从经济和社会学上讨论在地工程师的定位和意义，强调工程师的社会责任和合作精神，以及怎样才是有道德专业的工程师。（附件二）1929年东京举行的“万国工程会议”(World Engineering Congress)受到广泛的重视，各国代表承诺朝此一目标努力，喊出“团结将使我们站立，分裂就倒下”（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呼应此一时期国际工程界的合作氛围，圣约翰大学的J. A. Ely和上海电话公司的J. Haynes Wilson，两人于1933-1936 和1937-1939年前后接棒担任该学会主席，于大会主席致词中大力强调工程师的责任，体现外籍工程师在中国非趋利而来，更必须进入中国社会和人群。学者工程师J. A. Ely提到外籍工程师在中国统一建设的大好投资机会中更应保有高度自觉，创造对中国人民更有利的条件，他引用第一届英国民用工程师主席（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苏格兰工程师Thomas Telford(1757–1834)的名言，期勉学会成员“工程学亦即为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来谋求人类的福址和便利”，期使在中国的工程师应将此精神发场光大。他高举工程师有三大责任：一、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知识，从贫穷中拯救出来。二、使中国人高效能操作经济机械力，并避免西方实施过的错误。三、超越纯粹技术层面的问题，从更宽广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出发，并且与中国工人在社会、经济和财务层面上进行合作。为使得国际工程师进一步合作，J. Haynes Wilson于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年会特意提到外籍在华工程师的和平使命，避免战争的最重要的一步便是工程师自己应理解工程师拥有强大的资源进路，将导向怎样的目标。他更期使“中华国际工程学会”能致力于保障不同地位和国籍的工程师密切合作以达成避免战争的共同目标。
眼见中日战争情势浑沌不明，1939年2月英国“土木工程师研究会”（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和 “机械工程师研究会”(Institution of Mechanic Engineers)的上海会员主办了一场晚宴，邀请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英国驻上海领事Herbert Phillips 、英国商务代办A. H. George出席，晚宴环绕着“建设性与毁灭性的力量”(Constructive and Destructive Force) 主题抒发议论——工程师的创造发明究竟为人类发展带来更大的福址或为野心家所利用而造成更大的野蛮屠杀？在上海的外籍工程师颇有疑惧，担心半个世纪以来工程师在上海投注的现代化建设将毁于战火硝烟，同时他们更期待的是一旦中日结束敌对状态后，上海工程师能做出更积极的贡献。“中华国际工程学会”主席J. Haynes Wilson也出席了此次晚宴，表达该会和这两个英国本土研究会的深厚关系。“中华国际工程学会”在1940以后的会务报告，常提到因中日战争情势致使会务推动困难，不少工程师陆续离华。担任该会1939-40年主席的A. J. Percival于1941年2月辞去上海万泰有限公司(Inniss & Riddle, Ltd.)的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职务，偕夫人于1941年2月25日离华返英，更加使会务推动雪上加霜。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楼
结论
1901年创建于上海的“中华国际工程学会”为中国本土最早的近代工程师专业群体。此一工程学会由英国工程师创建，自承其学术渊源可追溯到英国工程学科的近代发展，会务活动最早也由英国人主导，后来才逐渐扩展到不同国籍在上海的工程师，甚至亦有少数的其他城市或不同国籍的会员加入。其发行的机关报刊系引进欧美先进工程技术和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的重要媒界，并建构起各国工程师在华活动的社会网络，对近代中国工程学科的奠基具有引领作用和开创意义。
尽管1930年代以后中国本土工程师学会兴起，但“中华国际工程学会”延续一战以后工程界的国际合作精神，强调文化包容与工程专业，而各国利益交错的上海更加需要实践这种和平的文化国际主义。上海租界的特殊历史背景，也使得这一国际工程师群体在创建之初抱持将上海打造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使其向中国其他口岸展示西方先进工程的橱窗及示范作用，并很早就注意到培育中国本土技职工人以维持现代化城市的施工质量。以上因素均使得“中华国际工程学会”得以成功地运用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因素持续扩张影响力，甚至吸纳海外会员，不若在北京的“中美工程师学会”则受到中国本土化(internalization)冲击，其声势逐渐下滑。此后随着中日战争的情势紧迫，“中华国际工程学会”在上海的会务也不得不被迫中止。虽然如此，此一发韧于上海的各国工程师专业群体，在中国存在四十年之久，其在技术引进与知识文化的传播有着不可抹灭的贡献。
附录一：“中华国际工程学会”会员人数统计表， 1901-1941
附录二: “中华国际工程学会”历届主席致词题目，1901-1940
数据来源: “Note of History of the Society”, Journal of the 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 1940-41, p. 50.
全文完
（本文选自苏智良、蒋杰主编《从荒野芦滩到东方巴黎——法租界与近代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吴翎君，台湾花莲人。政治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专业为19世纪到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史。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美国富布莱特学者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出版的著作有《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1870-1933)》《历史教学理论与实务》《晚清中国朝野对美国的认识》《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繁体和简体版)等。
//////////
